回望2019年全國各省市GDP數據，全國首現“10萬億GDP俱樂部”，廣東GDP首次突破10萬億；而江蘇GDP總量為99631.52億元，距離10萬億大關僅有一步之遙。

此外，還有不少省區市GDP總量也躍過新的門檻。其中，浙江省GDP首次突破6萬億元，河南省GDP首次突破5萬億元，湖北、福建GDP總量首次突破4萬億元。

從GDP增速來看，貴州、云南、西藏、江西這4個省份的GDP增速在“8時代”。其中，貴州2019年GDP增速為8.3%，為全國最高。

然而，也有幾個省份增速低于全國平均值：天津4.8%，黑龍江4.2%，吉林3.0%，遼寧5.5%，內蒙古5.2%，山東5.5%，海南5.8%。

各省市經濟形勢參差不齊，“十四五”開局在即，2020年開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意外攪局，或將拉開地方經濟變局的帷幕。

改革開放40余年時間內，雖然地方萬馬狂奔作用斐然，但問題也隨之堆積，拋開東中西乃至地區產能過剩、環境污染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不談，就拿地方的發展模式來說，“市場經濟+分灶吃飯”的局面下，地區間的爭奪往往無所不用其極。然而，“你有我有大家有”的結果最后可能會導致“等于誰都沒有”，要么同質化、要么浪費資源還拖累地方經濟。比如，“特色小鎮”建設、汽車產業發展已經出現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

身處大時代門口，整個規劃、形勢都面臨大洗牌，但部分地方政府部門對于制定規劃的觀念卻仍沒轉過來，還是落腳于目標型規劃。

一來當前地方上普遍仍過分看重生產總值、稅收、經濟增長率等短期經濟指標的提升。

二則舊的目標規劃未完成，新的規劃又出來了，再加上形勢變動，容易讓目標型規劃陷入被動。

這也決定了“十四五”的變局主場將最終落腳在地方上。因為“地方之變”、“地方規劃之變”才能帶動全局性的大變局。

 

01

地方變局三大方向

 

在“十四五”期間，地方變局究竟變在哪兒呢？

其實，縱然地方千變萬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要在變的過程中不偏離帶動地區發展這根主線，只不過，鑒于新時代、新形勢、新經濟等新的變化，地方之變將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向變：

 

一，基于“分灶吃飯”帶來的地方無序競爭問題，“十四五”期間國家層面權重可能又將以“收”的形式煥新登場。

 

各個省市將整體被置于區域性發展框架中，關注區域的、整體的利益，站在大局角度，聽從國家層面總的指揮安排。

比如，《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在明確大城市全面放開落戶限制的同時，首次公開提到的“收縮型城市”——要瘦身強體，改變傳統上執迷于“增長”和“擴張”的規劃理念和管理理念，如果一旦某些城市被定位為收縮型城市，就要在大局的框架下，自覺服從國家的城市定位、規則和規范，嚴控增量、盤活存量。

 

二，地區發展從“分階梯”轉向“分板塊”、從非均衡發展到平衡協調發展。

 

以往，“階梯式發展”是中國地區經濟發展態勢的基本特征，基本上是“先富帶后富”的傾斜式發展政策，這也是中國區域經濟自東向西呈現階梯式弱化的根本原因。

但現在，無論是仍在進行中的國家“十三五”規劃所強調的“發展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中原等19個城市群”，還是國家發改委2019年2月份發布的《關于培育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中提到的“建設武漢、上海等34個中心城市都市圈”，實際上都在強化板塊、模塊的概念，強調整體性，在整體性的前提下進一步形成協調機制。

 

三，地方變局由注重數字型指標，轉向注重效益、質量、生態等指標。

 

就拿當前轟轟烈烈的垃圾分類、生態環保來說，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這個矛盾必然需要分解、貫徹到地方規劃中，這也就意味著，“十四五”規劃也將重新調整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的指標，要加入諸如生態環境指標、文化服務指標等新的衡量指標。

 

02

地方“十四五”規劃的三大特征

 

地方之變即將發生，然而，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尤其是在中國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大拐點時期，地方上究竟怎么變？

落腳到“十四五”，實際上首先將從“規劃之變”上反映出來，再結合各個地區自身所處的形勢以及未來的發展，地方性的“十四五”規劃將具備以下幾大特征：

 

一，側重于化解問題型規劃。

 

比如作為西南重要制造業基地的重慶，2016年，重慶市就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但2018年其汽車制造業同比下降17.3%，與上年相比增幅回落了23.5個百分點，2019年福特位于重慶的三家裝配廠產能利用率更是不到五分之一，再有電子產業筆電產品也在下滑。

曾經拉動其經濟高增長的兩大支柱汽車產業和電子產業雙雙跌落，解決問題是當務之急。

其實又何止重慶？以浙江義烏、東北阜新等為代表的收縮型城市面臨結構性危機、以山西為典型的資源型城市危機等皆如此。對于這類深陷去產能、大過剩、結構性危機的省市，“十四五”規劃的重點顯然將著眼于如何化解問題。

但是換個角度來看，往往變數越大、機會也越多，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極有可能迸發更大的發展能量。

 

二，轉型性或變革性的規劃。

“既要青山綠水，也要金山銀山”，向生態轉型，這就意味著“十四五”規劃與以往的都不一樣，重在轉型。

 

首先，經濟要發展、環境要保護，落腳于地區必然是有所取舍，地方要盯著整個棋盤，而非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要站在大局角度配合國家層面更好地實施戰略縱深。

比如，2016年1月3日，高層領導在重慶講話，提出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對于長江經濟帶的各個省市而言，當中央將資源環境、社會效益算進經濟，需要長江中上游地區用生態指標重塑GDP時，此時基于其所肩負的“生態責任”，經濟發展或多或少會讓步于生態保護，必然要面臨經濟轉型，由此帶來的經濟停滯或衰退，就需要長江上下游共同承擔，形成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換言之，地方雖有發展經濟的自我要求，但更多地將被納入“區域一體化”、“國家戰略”的大格局中。

再者，各個地方由于未來發展的側重點不同，財政自給率也會有差異，這也意味著“十四五”期間國家層面將在轉移支付上做文章，以均衡地區財政和經濟發展。

分稅制實行了25年，事權和財權分離，“十四五”期間地區經濟轉型，尤其是對于中西部生態水源保護地地區而言，在產業布局和經濟發展上要為環境保護讓步，一旦財政吃緊，也需要國家層面統籌協調各地區進行橫向轉移支付（比如生態補償或扶持欠發達地區）。

因此，“十四五”期間為了統籌協調，預計國家層面可有也將適度收權，合理完善橫向轉移支付，構建縱橫結合的體系，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三，升級型的規劃。

 

體驗經濟需要對消費進行升級，信息文明也決定了需要對工業進行升級，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都在調整，都在進行價值重組和架構升級，各國都在爭奪全球產業分工的話語權。

美國為什么針對中國大搞貿易摩擦、步步緊逼？其核心矛盾就是在未來的領先性產業群中，誰執牛耳，雙方在爭奪產業鏈條的頂端，因為這不僅僅決定了全球產業分工序列，更預示著經濟增長潛力大小。

這就意味著，從未來型產業升級到前端的技術升級換代勢必將是國家層面在“十四五”規劃中的主要發力方向，地方自身要發展還要落實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顯然也得跟著主基調走。

比如，針對中國在芯片等產業存在的斷裂和短板，需要地方去發力、去補齊，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十四五”規劃既不能做得太滿，也不能做得太細，留有足夠多的彈性和留白，才能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