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中國農業的出路：從1．0向4．0演進
來源：未知 日期：2016-03-09 點擊：次
2016年的國際國內農業形勢嚴峻
很多觀點認為，2016年應該是中國經濟下滑到底的一年，產能過剩的話題這幾年也一直在講。在中國沒有完全開放農產品市場的條件下，以國內的糧食生產為主來保證國內的需求，如果糧食在短期內連續增產，就會出現過剩。1990年代出現過糧食四連增，曾經導致庫存費用過高、財政補貼、銀行占壓等一系列宏觀問題。
進入新世紀，當我們開始強調“三農”問題、加強農業投入時，又出現了糧食十二連增，是不是也會出現類似問題？同時，還有一個說法是：“三農”支出現在是國家財政支出的最大項，2014年已超過11300億元，2015年進一步增長，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長率。客觀來看，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和補貼都非常大。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國內農產品的生產成本的“地板價”（最低價）在國際價格的“天花板”（最高價）之上，這種倒置的結構很難持續。所以，由于長期的糧食過剩，無法再增加庫存，從2016年開始要減少補貼，包括糧食補貼、化肥補貼、農藥補貼等。這樣就會產生連鎖反應，糧食生產者的積極性很難保證，農資生產企業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在國際形勢上，我們與資源擴張性的大農場模式的國家（比如澳大利亞）陸續簽了自由貿易協定，國內農產品的市場空間受到一定擠壓，因為澳大利亞主要依靠天然資源的農產品價格很低，質量又好，而國內這種資本深化農業的產品價格很高。總體來看，2016年農業的國內、國際情況都是不利的。
“去工業化”趨勢的加劇及中國農業困境的成因
縱觀中國和世界經濟，從2009年全球危機以來都出現了“去工業化”趨勢，也就是國內說的工業出現了下行趨勢。連帶一個在農業上突出的表現就是，那些用工業化的模式改造農業的企業，目前的處境都不太好。
國際經驗看，西方應對“去工業化”問題的策略是“代價轉移”，就是向國外轉移國內的經濟矛盾。比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進入金融時代的國家，從生產過剩轉變為生產短缺和金融過剩，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矛盾，維持自己的舊秩序。
那么，我們面臨的同樣是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全球三大資本的過剩問題；但卻不能對國外轉嫁成本，于是就在“三農”領域形成派生的問題。
金融資本過剩，表現為金融資本通過原材料和農產品期貨投資加劇價格波動的方式，向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轉嫁危機。產業資本過剩，表現為大量采用通過拉長產業鏈的方式吸收過剩產能，導致全球食物產量和食物熱量的供給過剩，而生產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漸減少，也就是說，農民越來越難賺錢了。而商業資本過剩，表現為多重流通攤薄了利潤，進一步激化了食品流通環節的惡性競爭。
這三大資本過剩共同導致了農民收入低、食品質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監管失效、食品浪費與貧困人群饑餓并存等一系列嚴峻問題。
認清世界農業形勢及中國農業現狀
在我們以往的農業教學中，使用的教科書基本是西方的，因此無法解釋世界的農業形勢到底如何。根據我們的研究，將世界上的農業經營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前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農業，即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現在很多人主張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要走大農場的道路。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國，不具備搞大農場的客觀條件。因此，今天我們講全球化競爭，但農業是不能加入全球競爭的，除非另辟蹊徑。
第二類是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即以歐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因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關系相對寬松，形成中小農場，也同樣沒有跟大農場進行競爭的條件。只要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國家的農產品也普遍沒有競爭力，農民收入就會下降，農業自然也維持不下去。
第三類是以未被徹底殖民化的原住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即“東亞模式”。東亞小農模式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因此唯有在國家戰略目標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預，通過對農村人口全覆蓋的普惠制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來實現社會資源資本化，才能維持“三農”的穩定。
但中國農業的現狀是：一方面本來是東亞原住民國家，但又不實行“東亞模式”，而試圖效仿美國的大農場模式，我們是原住民的小農經濟，客觀條件不允許我們去跟殖民地條件下的大農場競爭。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在農業政策領域以及企業戰略上就會犯根本性錯誤。
農業產業化與不可逆的四大經濟規律
農業現代化發展到現在，我們遭遇到的農業產業化問題是四大經濟規律，是不可逆的。
一是“要素再定價”規律使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等）現在已被其它產業定價了，不能再按照農業去定價，這就是現代農業的困境所在，農業產業化就失敗在支付不起要素價格。
二是根據“資本深化”規律可知：農業產業化內涵性地體現著“資本增密排斥勞動”、同步帶動農業物化成本不斷增加。
三是根據“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規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資和企業追求資本收益的體制下的農業經營，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不僅帶來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破壞，也帶來食品質量安全問題。正因實際上無人擔責的“雙重失靈”，遂使愈益顯著的“雙重負外部性”已經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
四是根據“比較制度優勢”規律可知：農業企業走出去遭遇很多失敗的原因，在于中國經驗在話語權和制度建構權等軟實力領域目前尚難以占據比較優勢，很多企業原始積累階段形成的企業文化不適應國際市場上更多強調“社會企業”的主流趨勢，必然遭遇尷尬。
因此，在目前資本全面過剩的條件下，我們要及時了解世界范圍內的農業企業都在如何改變，他們大都在強調改變過去的市場化發展模式，正在向綜合化、社會化和生態化這一新的方向演進。這恐怕是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的出路所在，需要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
出路：中國的農業如何從1．0向4．0演進
因殖民化產生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在殖民化條件下才能將農業作為第一產業，這種農業1．0版現代化的作用，主要通過土地規模化獲取更多絕對地租，借以形成剩余價值，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
那么，2．0版農業現代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用工業的生產方式改造農業，也叫做設施化農業、工廠化農業。中國現在則是農業產業化。即，要在規模化和集約經營的基礎上，拉長產業鏈，形成農業的增值收益。二產化的農業應該叫農業現代化的2．0版，其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生產過剩。雖然二產化可以拉長產業鏈，產生收益，但是，農業勞動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長，農村并沒有產生發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條件，由此造成三農金融困境，難以被體現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同時，農業二產化又對資源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現在農業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過工業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貢獻率最高的領域。
我的建議是：已經進入農業的企業要注意培育非農領域的3．0業務。如果只在農業領域發展，我們很難以現有的資源條件和現有的價格環境產生收益。農業二產化并不是必然的，像美國、加拿大的農業并不進入二產化，而是直接進入金融化。中國農業二產化是設施化、工廠化，而美國、澳大利亞都是靠天然資源維持農業，沒必要搞工廠化。歐盟、日韓則是設施化農業，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設施化農業國家，全球超過70％的農業大棚都在中國。
農業3．0是我們多年來提倡的綜合性農協為載體的農業三產化，因為三產收益一般都高于二產。近年來甚至還有人借鑒日本提出的“農業六次產業”。早在2006年的“一號文件”中就強調了農業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產業跟農業結合；2016年的一號文件則明確了農業要一、二、三產融合的指導思想。
第三產業和小農經濟直接結合的可能性本來是有的，但我們二十幾年的基層試驗表明：因為第三產業的主要部門——金融、保險、流通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都被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控制，如果不采行“東亞模式”，第三產業跟農業的結合就只能是旅游、養生、景觀這些資源業態，所產生的綜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三產化解決“三農”問題，好處并不大。
農業4．0版是我們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提出的。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聯網＋”，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會化的、城鄉合作的互動的、生態化的。當然，如何讓農業體現出中央倡導的生態文明戰略，這是下一步農業3．0版和農業4．0版要考慮的問題。
我的看法是，傳統社會、特別是亞洲這種原住民社會，農業從一萬年前開始的時候就是多樣化的原生農業；當代強調可持續發展，也應該是農業3．0與4．0構成有機結合的社會化生態農業體系。
農業4．0確實需要與“互聯網＋”這個工具密切結合，使用互聯網加本地化的題材、景觀、本地化的標志、休閑旅游等。其實，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聯網內在體現的各階層公平參與，實現市民與農民都能夠廣泛參與的“社會化生態農業”，而社會化生態農業本身又是中華文明傳承之載體。也就是要進一步借助互聯網工具，實現農業的“社會化＋生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