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近日發布的《“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路線圖》顯示，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商務部8月19日披露，今年前7個月，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8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85.9億美元，同比增長29.5%。

　　據了解，這些企業投資的方式包括股權投資、資產收購、工程承包等。

　　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每一步都涉及稅收問題。業內專家建議，稅收支持“一帶一路”戰略，需要頂層設計。既要推動區域稅收法治環境建設，也要構建國內稅收政策扶持體系。

　　涉稅風險疊加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是發展中國家，稅收制度本身可能就不完善，缺乏國際稅收方面的經驗和執法力量，有些稅法環境不好，自由裁量權太大，有的雖然法律清晰但缺乏執法人才。這些都給“走出去”企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外交部2014年在非洲某國組織的調研印證了這一分析。調研顯示，走出去企業面臨的問題60%是稅收問題。

　　北京市國稅局第二直屬稅務分局也曾做過調研。該局抽取了50家赴美經營的大企業開展專門調查，結果顯示，有42.5%的企業在美遇到了稅務爭議或歧視待遇。

　　經驗顯示，中國企業“走出去”主要面臨的涉稅風險包括：重復征稅、歧視待遇、稅收抵免以及在轉讓定價和反避稅的問題上被調查。

　　國際稅收協定

　　國際間稅收協定的主要作用是協調處理跨境稅收問題，可以幫助中國企業降低在東道國的稅收風險，提高稅收確定性，避免雙重征稅，解決境外涉稅爭議，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

　　國家稅務總局對外披露，截至目前，中國已與99個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截止到2014年年底，我國為跨國納稅人消除雙重征稅200多億元。2014年，全國各級稅務機關共受理享受稅收協定備案4694件，審批類稅收協定待遇申請4933件，減免稅款共計138.81億元。

　　據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多數已經與中國簽署了稅收協定，占比約為8成。

　　中國稅法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教授劉劍文介紹，一般情況下，稅收協定稅率往往低于東道國的國內法稅率。以俄羅斯為例，其國內法對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的標準預提所得稅率平均為20%。而根據我國與其最新簽訂的協議，利息的預提稅率為零，特許權使用費的預提稅率為6%，這就可以明顯降低企業的稅收成本，增強“走出去”企業的競爭力，給企業帶來真正的實惠。

　　國內稅法調整

　　北京市華稅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天永律師認為，幫助企業“走出去”降低稅收成本提高競爭力，不但要依靠簽訂稅收協定防止雙重征稅，還要對我國現行的稅收財政政策進行調整。

　　例如，乙國國內稅法規定對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根據其毛額按單一稅率進行預提課稅。如果存在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乙國對股息的課稅稅率通常降到15%或5%，利息的稅率降到10%，特許權使用費稅率則降為零。如果國內法和協定計算所得的方法不同，而協定規則又是采用了稅率限制，那么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協定規則的限制作用究竟是限制應納稅額，還是既限制應納稅額又限制稅率？解決這些問題不但需要構建我國應對“走出去”企業的國際稅法體系，也需對我國國內的稅法規定重新調整。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金融法研究所所長施正文教授也認為，應對國內稅收支持政策進行調整。以境外所得稅收抵免為例，相關的法規包括財稅125號文《關于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的通知》、財稅2012年47號《關于高新技術企業稅收抵免問題的通知》，以及國家稅務總局2010年第1號《企業境外所得稅收抵免的指南》，這些體系龐大、規定相對分散，個別文件銜接度不是很高。他建議，財政部、稅務總局可以對上述文件進行整合。如果可能的話，可以財政部或者國稅總局聯名規章的形式，出臺國家統一的細化的稅務實施辦法。

　　需有頂層設計

　　目前，我國在國際資本流動中的地位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從主要以資本輸入國為主向資本輸入與輸出并重轉變。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海外投資形式逐步多元化。

　　施正文教授分析，對外開放新格局下的我國國際稅收工作暴露出諸多不足。稅收優惠政策導向性弱，稅收抵免規定不盡合理，稅收服務跟不上企業“走出去”步伐。

　　此外，一些企業在稅收領域尚未學會如何開展國際經營，對跨境稅收政策、稅收協定條款、境外所得申報抵免等政策缺乏必要了解，對當地稅收政策不熟悉。

　　兩相疊加，我國“走出去”企業涉稅風險逐漸暴露，境外合法權益面臨損失威脅。

　　施正文教授建議，統籌解決“一帶一路”稅收法治問題，需要頂層設計。在國外，推動沿線國家建立與完善區域稅收法治環境；在國內，構建稅收政策扶持體系，包括恰當的稅收管理與服務安排。

　　施正文教授建議，建構一帶一路區域稅收法治，可考慮借鑒歐盟等區域或國家的做法，先在避免雙重征稅、反避稅等領域形成專項性區域協定，如稅務協助、情報交換、保密措施、轉讓定價、受控外國公司、預約定價安排、數字經濟等，然后逐漸發展到綜合性的稅收區域協定。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應抓住國際規則變更契機，積極推動建立層次更高、運行更暢的區域稅收合作與協調機制，努力將我國日益上升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制度性權利，通過國際合作與沿線各國共同應對經濟全球化給稅收征管帶來的挑戰，共同維護和發展良好的區域國際稅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