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開局之年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有必要將新發展理念作為重中之重。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中，協調緊隨創新之后，其中區域協調發展又是核心內容。與以往平衡、均衡概念相比，協調發展理念蘊涵著價值判斷的重大調整，是我國區域發展理念的新飛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協調發展非傳統均衡發展
　　
　　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發展思路、方向、著力點的集中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及協調發展。在貴州調研時，他強調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戰略定力，加強調查研究，看清形勢、適應趨勢，發揮優勢、破解瓶頸，統籌兼顧、協調聯動，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在吉林長春召開部分省區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他指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已到了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國家要加大支持力度，東北地區要增強內生發展活力和動力，精準發力，扎實工作，加快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協調發展，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由此可見，在看待和引領中國發展的過程中，協調發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維度。
　　
　　要理解協調發展，先要理解其內涵。從發展理念層面看，協調發展與均衡發展（或稱平衡發展）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均衡、平衡的要義在于數量的均等或縮小量的差距。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揭示了均衡增長現象：一種動態增長的穩定狀態。哈羅德認為，當合適的儲蓄率與合適的資本—產出率所決定的有保證的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相等時，經濟就實現了均衡增長。簡言之，均衡即均等。
　　
　　協調發展的精髓在于非沖突性和對抗性，避免交流、互動的障礙，既包括量的均等，也不排斥非均衡的良性互動。因此，協調發展包含均衡與非均衡的有序、穩定狀態。在區域發展戰略選擇上，它實質上告別了傳統思維即追求平衡或均衡發展。這一新發展理念將更好地激活不同區域之所長，進而開辟中國區域發展新階段新空間。
　　
　　拿出更多力量助內地發展
　　
　　新中國所走過的區域發展戰略調控之路，實質上是從期盼或努力實現均衡發展，到逐步認同非均衡發展，進而追求協調發展的歷程。
　　
　　改革開放以前，一方面囿于思想觀念的局限，另一方面得益于計劃經濟體制配置資源的便利性，區域發展戰略明顯具有期盼或努力實現均衡發展的特征。
　　
　　產生于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近代工業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建立的，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入侵者舉辦、晚清官商合辦以及民族資本興辦的工業。到1949年，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在此背景下理解，建國初期的156個重大項目其實是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次均衡。嚴格來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控，依然是這一均衡戰略的延續，可稱為第二次均衡。當然，這次調整也有國際形勢的判斷因素，因而具有一定的被動強制性。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第一次打破均衡，走向突破、跨越的戰略實施階段。鄧小平同志成為此戰略實施的第一決策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根據國際形勢和中國實際，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思想。著名的南行講話中也明確指出：“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得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這一突破、跨越戰略，將發展重點定于東部沿海。戰略實施先從廣東、福建實行特殊經濟政策開始，先后建立了5個經濟特區，后又開放沿海14個城市，進而開發上海浦東，形成點、線、面逐步推進的對外開放格局。在這一重點開放政策的推動下，國內外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大規模向沿海地區集聚，帶來了歷史性的快速發展。
　　
　　20世紀末，西部大開發戰略誕生，開啟了追求協調發展的新階段。這與當年鄧小平同志預測中央政府協調地區發展的時間高度吻合。1988年，鄧小平同志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這里所說的“一定的時候”或“那時”，是指何時呢？1992年南行講話時，鄧小平同志給出了答案：“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4年后，中央再次加大區域經濟協調的力度，明確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實施“五統籌”戰略，以確保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直至如今，中央明確把協調作為指導“十三五”時期中國發展尤其是區域發展的一個重要理念。
　　
　　追求區域間要素有效流動
　　
　　梳理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的演進脈絡可以發現，協調發展戰略的科學內涵或內在屬性主要包括以下四個要點：
　　
　　第一，尊重增長極效應，客觀承認和保護合法、規范的量的擴大差距。既不將量的差距變化（如經濟總量或人均GDP差距等）作為區域發展成就的唯一標志，也不會采取機械舉措（包括殺雞取卵等變形方式）限制地區的增長幅度。
　　
　　第二，關注整體性的協調發展，凸顯區域各自優勢，追求區域間要素流動和有效互動，防止分裂和對抗。尤其是關注和重視可能會帶來社會對抗的一些警戒線現象，如通貨膨脹率，分為溫和(或稱低度，物價總水平為3%以下)、急劇(或稱中度，物價總水平在3%－10%)和惡性（10%以上)，并依據情況的變化采取調控；失業率(超過5%至6%就難以承受)；基尼系數(0.4%以下為社會可承受度)。盡管受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的制約而不會照搬他國模式，但作為社會底線管理與調控的方法探索是可以借鑒的。
　　
　　第三，政府調節的主要手段是稅收政策和轉移支付，關鍵在于維護全國范圍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既做到保障性“托底”，體現全國一盤棋，又尊重差異性收入以及與之適應的效率貢獻。
　　
　　第四，通過采用一系列戰略性舉措，如培養人才、扶持主體功能區、區域互助、扶貧等，促進落后地區發展。這是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根本路徑。
　　
　　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向區域與空間要發展動力成為發展新階段中的一個特征。協調區域發展，將深遠影響中國的發展潛力和前景。如何更好地實現區域協調發展，關鍵在于構筑三層遞進的協調發展戰略實施體系。
　　
　　第一層次為基礎性依托：區域內培育造血機制。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首先應解決扶貧問題，但實施扶貧的過程也存在如何促進發展、培育造血機制的戰略布局。事實證明，即使極其貧困的地區都有可能培育促進產業發展的造血機制，如寧夏固原是地處六盤山區的特困核心區，但2014年多項經濟指標增幅都居寧夏第一。對于廣大經濟相對落后的區域，培育造血機制，強有力地促進發展，形成主體功能區的戰略意義重大，至少涉及明確功能、挖掘優勢、拓展載體、培育人才等內容。
　　
　　第二層次為增長極延展：區域間合作對接。對于增長極效應，應當放開而不是管住，鼓勵、扶持而不是阻擋、抑制。這是協調發展所應包含之義。然而，這并不排除用各種非對抗式或可承受的途徑，促進區域之間的合作，既做到資源互補，又使增長極效應延展開來，從而做到在合作中以增長極效益輻射形態帶動協調發展。促進增長極效應延展的合作方式或體系至少有3種類型，即自愿式合作、引導式合作和對接式合作。
　　
　　第三層次為全國統籌：國家范圍內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國家戰略或全國統籌的任務，重點是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明確的表述是“總體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一進程中，中央政府站在全國層面，承擔起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責任，但并不排除社會組織公益服務和企業服務等資源的作用。事實上，只有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服務有機結合，才能更有效地推動公共服務水平的持續提升。不過，就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言，重點是依賴中央政府引領、管控，地方政府積極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