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向新常態過渡過程中，面臨著前所未有、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國際市場撲朔迷離，國內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開始顯現，經濟運行不斷遇到新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需要全面考慮國際與國內、經濟與非經濟、宏觀與微觀、近期與長遠、改革開放與發展穩定等多方面因素，定向調控，靈活施策，精準發力。在這個過程中，還會遇到諸多的兩難選擇，需要綜合權衡，慎重取舍。
　　
　　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向新常態過渡過程中，面臨著前所未有、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國際市場撲朔迷離，國內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開始顯現，經濟運行不斷遇到新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需要全面考慮國際與國內、經濟與非經濟、宏觀與微觀、近期與長遠、改革開放與發展穩定等多方面因素，定向調控，靈活施策，精準發力。在這個過程中，還會遇到諸多的兩難選擇，需要綜合權衡，慎重取舍。
　　
　　第一，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兩難選擇。當前，中國既面臨穩增長的任務，也面臨調結構的任務。穩增長是為了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實現經濟向新常態的平穩過渡；調結構是為了擺脫粗放發展的模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從長期看，調結構與穩增長目標是一致的。但從短期看，調結構不一定有利于穩增長，因為調結構就必須淘汰落后產能，必須擠掉經濟泡沫，必須讓僵尸企業死掉，必須擺脫對刺激政策的依賴，但這會加大經濟下行的壓力，甚至造成經濟波動。在目前的形勢下，不穩增長可能守不住底線，不調結構就意味著“舊鳥不去，新鳥難來”，沒有好的未來，這顯然是兩難選擇。這就需要我們在穩增長的前提下調結構，在調結構中實現更好的增長。
　　
　　第二，調結構與控風險的兩難選擇。調結構與控風險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兩大任務。調結構與控風險之間既有協調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控風險要求穩定或少動，要求不要打破剛性兌付，要求政策的微刺激，但調結構要求淘汰落后產能，要求打破原有平衡，要求不再刺激，而這可能引發風險。如何平衡調結構與控風險是一個兩難選擇。這涉及到如何處理短期矛盾與長期矛盾的關系問題，近看須重控風險，遠看須重調結構。這就要求我們在調結構的過程中注意把控風險，在控風險的過程中爭取盡可能多地兼顧調結構的長遠目標。
　　
　　第三，控制風險與釋放風險的兩難選擇。毋庸諱言，當前中國經濟已積累了一定程度的風險，主要表現在產能過剩、實體經濟不景氣、企業效益下滑、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負擔過重、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資產價格泡沫、貨幣超發、熱錢外流、股市和匯市波動等方面。如何應對風險有兩種基本思路：一種是控制風險，嚴防死守底線，不讓風險暴露和擴散；另一種是釋放風險，即承認風險的客觀存在，面對風險，打破剛性兌付，在嚴控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逐步釋放局部風險，以緩解風險累積帶來的壓力。前一種思路短期好看，但風險還在累積，長期可能難看；后一種思路短期難看，存在控制不住的風險，但長期壓力逐步減小，有利于倒逼和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如何決策乃兩難選擇。這主要看我們決策考慮期限是偏長期還是偏短期，當然也要看勇氣和智慧。
　　
　　第四，穩增長與保環境的兩難選擇。穩增長和保環境是我們都要的結果。但二者之間既有協調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協調的一面表現在：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和循環經濟既可穩增長也可保環境；部分環保投資可以拉動經濟增長；好的環境有利于招商引資；保環境可以促進環保技術進步；保環境可以保障人的健康，增加人力資本等。矛盾的一面表現在：提高環保標準和設生態紅線會限制行業的發展空間；環保的公益性投資會產生擠出效應；環保罰款會增加企業的成本等。要強調穩增長，就要大力發展對增長貢獻較大的產業特別是工業，而這要消耗較多的資源能源，排放較多的污染，總之不利于環保。而要保環境，就要提高環保標準，盡可能少地發展資源消耗多、排放大的產業，而這會影響增長。在這種兩難選擇面前，我們要盡可能在二者協調的方面使力，在二者矛盾的一面把握好平衡。
　　
　　第五，擴大出口與留住資金的兩難選擇。擴大出口是促進短期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是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途徑之一，留住資金、不讓其過多過快外流是維護國內資金鏈安全的必要舉措。但二者之間是有矛盾的：要擴大出口就必須讓人民幣貶值，而人民幣貶值會引發熱錢外流，使國內本已緊張的資金鏈更加緊張。而要維護國內資金鏈安全，就必須使人民幣幣值穩定甚至升值，而這會進一步惡化出口環境，不利于擴大出口，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這就是兩難選擇。這就需要我們依據特定時期的主要矛盾相機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該貶值時堅定地貶值，但又要將其控制在不使熱錢大規模外流的范圍內。
　　
　　第六，靠政府還是靠市場的兩難選擇。政府與市場是人類歷史上一對最重要、最復雜的關系，處理得好則繁榮，處理得不好則落后。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難題。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靠政府來發展經濟或處理其他事情，往往速度快而且有力，但造成的扭曲也多，而且成本高、副作用不少。而靠市場來發展經濟或處理其他事情，其好處是可以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可以優化配置資源，但往往效果較慢，而且在市場并非公平競爭的情況下，還會帶來擴大貧富差距等問題。這也是兩難選擇之一。理想的選擇是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但達此境界需要較長的時間，需要一系列合理制度的配套。
　　
　　第七，短期刺激與長期驅動的兩難選擇。短期刺激主要運用財稅投資、貨幣金融政策，主要通過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對經濟進行刺激。長期驅動主要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即改革、轉型、創新)“三大發動機”，對經濟進行驅動。運用短期政策刺激經濟，往往可以立竿見影，而且我們對此輕車熟路，但它的副作用和后遺癥大。而通過“三大發動機”來對經濟實施長期驅動，雖然可以解決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問題，但將“三大發動機”建成需要時間，有些“遠水不解近渴”。兩難也。如何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不僅需要我們有眼光和智慧，而且需要我們有高超的調控藝術。
　　
　　第八，向地方放權與向社會放權的兩難選擇。當前，我們正在推進政府的簡政放權改革，這是全面改革的核心內容。如何“簡政”是有共識的，無非是減政府權力、減機構、減人員、減稅費等。但如何“放權”則存在爭議，因為有兩種放權的思路：一種是向地方政府放權；另一種是向社會(企業和民眾)放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放權讓利”改革就引起了爭論。向地方放權可以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但可能激發“地方保護主義”，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向社會放權可以調動企業和民眾的積極性，但這涉及到很多深層次制度的調整，非短期內可以實現。這就需要我們統籌推進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真正實現中國特色人本社會主義。
　　
　　有兩難選擇是常事，也并不可怕，只要我們有清醒的認識，并掌握好各種平衡，就可以在各種兩難選擇中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