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的引導與支持、缺乏一個整體戰略規劃平臺，形成了各地政府各自為戰、重復建設與扎堆競爭的局面。
　　
　　2015年10月中下旬，我與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室團隊在福建開展了海上絲綢之路調研活動。我們先后訪問了廈門、福州與平潭三個城市，與當地政府、金融機構、各類企業的數十位官員、銀行家與企業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交流。感覺受益匪淺。
　　
　　福建既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當前中國政府建設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福建在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方面具有如下比較優勢：
　　
　　第一，經濟總量與人均GDP水平在全國位居前列。目前福建GDP總量排名全國第12位，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位居全國第8位。此外，福建的GDP總量有望在2018、2019年前后超越臺灣；第二，在當前這輪全國性經濟放緩中，福建經濟表現相對不錯。例如，今年福建省前三季度GDP累計增速為8.8%，遠高于全國7%左右的平均水平。今年前三季度福建出口同比增速13%，與全國的平均負增長迥然相異；第三，福建省有著相當不錯的工業基礎。福建省的產業結構仍以第二產業為主，電子、石化與輕紡是福建的特色產業。在電子產業方面，福建是全球最大的液晶屏生產基點。福建的石化產能位列全國第三。在輕紡產業方面，福建的泉州擁有100多家全國馳名商標。而泉州市下轄的晉江這一個小小的縣級市，居然有60多家上市公司；第四，福建省人口僅為3000多萬，卻有著1000多萬僑胞，福建省利用臺資規模僅次于廣東；第五，福建省還是海洋大省與生態強省，全省森林覆蓋率超過60%；第六，福建是民營經濟大省，民營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約為70%。
　　
　　通過與福建三個城市的官員、金融家與企業家們的交流，筆者梳理出當前構建海上絲綢之路面臨的如下四大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采取的應對措施：
　　
　　第一，中國政府亟需出臺并明晰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實施細則以及協調機制。目前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的引導與支持、缺乏一個整體戰略規劃平臺，形成了各地政府各自為戰、重復建設與扎堆競爭的局面。由于實施細則遲遲沒有出臺，導致具體業務創新受到傳統政策的掣肘，也導致頂層設計難以最終落地。由于沒有一個公開的、高級別的協調機制，導致外交部、商務部與發改委之間的協調不夠充分，也導致區域分工合作方面未能更好地統籌協調。
　　
　　第二，目前針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管理與服務水平偏低、部門之間協作不夠，以至于相關機構與企業之間缺乏持續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目前在中國對外投資企業與東道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非常嚴重，包括但不限于市場風險、稅收環境、上下游狀況等等。對于福建這個走出去的企業以民營企業為主的省份而言，上述問題更加嚴重。為了更好地應對這一問題，中國政府應該努力打造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綜合性一站式服務平臺。首先，在這個平臺上，政府與商會等官方與民間機構可以發布更多的關于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治法律、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的信息，這些信息在很大層面上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其次，商務局、稅務局、工商行政、海關等政府機構則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對企業提供更富針對性的服務。再次，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商標專利機構等市場化中介機構可以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量體裁衣式的服務。第四，在這個平臺上，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以及有海外投資意向的企業還可以相互交流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最后，通過這個平臺，海外投資企業還可以尋求包括官方與市場化智庫在內的各種智力支持。
　　
　　第三，對到海外投資的企業而言，如何規避東道國的各類風險，是至關重要的一大挑戰。為應對這些風險，首先需要中國政府在保護海外經濟利益方面提供各種支持，例如與沿線國家積極展開關于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更加積極地發揮駐外使領館的作用，以及在海外節點城市設置一帶一路辦事處等；其次需要構建跨國的征信體系，這一方面需要構建沿線國家的信息數據共享平臺，另一方面中國征信機構需要加強與其他國家征信機構或有著良好數據庫的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再次需要加強對東道國各類風險變動的評價與預警機制。事實上，筆者所在團隊近年來連續發布的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國家風險評級（CROIC-IWEP），正是在這方面做出的一種努力。在今年年底即將發布的2016年國家風險評級中，一共包含了57個國家，其中一帶一路國家35個；最后，需要與東道國政府進行充分的溝通與協商，在項目自身回報率偏低的狀況下，應通過政府擔保、財政補貼等方式來提供項目回報率，保障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收益。
　　
　　第四，如何強化金融體系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支持，也是亟待解決的一大難題。例如，如何在操作層面更好地協調各方利益，避免中資金融機構在海外出現的惡性競爭局面？又如，如何解決跨境金融業務與國內傳統監管體系不匹配的問題？這具體包括：一是境外投資如何進行擔保、抵押與貸款管理？特別是外保內貸如何進行操作？二是國內外銀行操作管理存在較大差異，如何讓國內監管體系能夠考慮到海外銀行操作的差異性？再如，如何為各地企業走出去提供引導性、產業性資金支持？股權引導基金能否得到更為普遍的使用？此外，如何更好地發揮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優勢，試驗各種離岸金融服務模式，也是各類金融機構與企業格外關注的問題。最后，也有金融機構指出，當前人民幣利率水平遠高于日元，而在東南亞地區，人民幣貸款的主要競爭對手就是日元貸款，這一利差對當地企業進行人民幣融資形成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