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一輪產業革命
　　
　　目前，新一輪產業革命正在全球孕育興起。判斷是否發生產業革命主要有三個標準：
　　
　　“其一是否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引發了生產方式的革命，甚至導致新業態的大量出現;其二是否對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其三是否出現了標志性的通用技術及其對產業的滲透。”
　　
　　趙昌文認為：我國“十三五”規劃和產業政策的制定應當充分考慮當前全球正在進入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大背景，需要注意的是，過去不論是制定產業政策還是制定產業規劃都是基于比較充分的信息，但是在新一輪產業革命背景下很多信息是不充分的，或者說很多外部的約束條件是在變化的，這是最大的不同。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標志是新業態、新產品、新技術、新的商業模式等等，這些成為了產業政策和推動產業發展的一個不確定性的外部條件。基于這樣的情況，一方面要對未來的一些發展趨勢有一個合意的預期，同時立足于中國現有的產業基礎。
　　
　　趙昌文將新一輪產業革命表述為“一主多翼”，“一主”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創新發展和廣泛深度應用，“多翼”更多強調的是能源、材料和生物技術。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很多內容都涉及到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對能源領域、對材料領域、對生物科技領域的滲透，即信息技術高度發達及其它對相關行業的滲透。
　　
　　因此，基于這樣一個判斷，現在國家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在新一輪產業革命機遇下促進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和互聯網技術發展對其他產業滲透的過程的競爭。也就是說，在當前的背景下，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和互聯網技術本身的發展，及其對其他產業的滲透，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決定著國家的競爭力。
　　
　　新一輪產業革命將改變傳統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制造方式變革(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將使發展中國家要素成本優勢削弱。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報告預測，到2020年，美國在中國制造的出口產品可能最多會有30%改在國內生產，新興經濟體將迎來趕超發展的重要機遇。
　　
　　也有人認為，中國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依靠工業化從貧困走向富裕的國家，靠低成本的勞動力不斷的走向前沿，走向價值鏈高端。這就意味著包括印度在內的國家不可能再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和人口紅利實現工業化，因為這些國家所處的工業化時代和中國不一樣。中國是30多年前才高速推進工業化，而其他國家是50年前、100年前甚至200年前就開始推進了。
　　
　　這些沒有實現工業化國家的低成本優勢和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顯得不那么重要，而與此同時，已經工業化的國家競爭力反而得到加強。如果這個邏輯正確的話，中國現在的情況介乎與兩者之間，一方面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在衰減，另外一方面高端制造業的競爭優勢還沒有形成。這種情形即帶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
　　
　　2、如何理解構建產業新體系
　　
　　什么是產業新體系？趙昌文認為：如果我們把“產業新體系”作為一個目標，從理論上可以表述為：能夠適應新一輪全球產業革命和技術進步的方向，充分發揮現階段我國的比較優勢，結構合理、層次明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在當前這個時點上一定要把產業革命這個大問題大環境作為既定的一個背景。
　　
　　為什么需要在這一概念中強調技術進步?因為產業革命范圍太大，需要找到能夠充分發揮現階段中國的比較優勢的產業體系。中國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越來越衰減，同時新的競爭力又沒有形成。中國的產業發展的目標最終要在全球視角下看你的產業發展有沒有競爭力，這是產業新體系最根本的判定標準。
　　
　　如果我們把“產業新體系”作為一個任務，實際上可以從不同的具體方面進行表述。中央文件里提到了五個方面，包括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實施“中國制造2025”，工業強基工程，戰略性新興產業，智能制造和現代服務業。對產業新體系，趙昌文部長認為可以從不同角度關注它，但核心是制造業轉型升級以及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融合發展。
　　
　　構建產業新體系”需要特別強調以下幾個觀點：一是在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不要把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新興產業對立起來。中國大量的制造業部門是傳統工業部門，設備更新、改造和技術創新的空間很大，也是制造業部門轉型升級的主戰場。不要把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新興產業對立起來，其實在傳統產業領域中孕育著巨大的新興產業機會，很多新興產業都不是從一個完全新的、空白的領域中產生的。
　　
　　二是要把生產創新和服務創新結合起來。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進一步加深，制造的過程就是服務的過程已經成為當前新一輪產業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創新聯動起來，可以更好地優化制造業生產過程，改善制造業的商業模式，降低制造業的成本水平。如法國施耐德電氣主要是能源管理，但同時它也提供了很多解決方案以及相應的服務環節。
　　
　　當一個公司可以這樣做的時候，一個國家的產業和經濟同樣也可以這樣做。此外還有工業化階段的問題。今年服務業增加值占比更高，前三季度已經超過了51%，用原來的指標體系看的話中國整體上確實進入到了工業化后期，十八大也提了一個目標，當時說到2020年工業化基本實現。也就是說，整體進入工業化后期，一般再用十年左右時間基本實現工業化，應該比十八大說的時間晚幾年，從現在算就到2022年了。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系。
　　
　　趙昌文認為：經濟進入新常態，不是簡單的投資需求缺口，那只是表象，根本上是工業化階段的問題。工業化進入后期以后，工業對國家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將減弱，在這個過程中怎么處理好工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工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紡織業和食品業在人均GDP八千至九千國際元的時候就要回落，鋼鐵工業也是一樣，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雖然會有一些特殊性，但背后的經濟規律是一致的。這充分說明必須正視工業化階段，在此基礎上考慮產業發展戰略。
　　
　　3、“十三五”時期中國的產業政策方向
　　
　　基于這么一個判斷，“十三五”期間中國的產業政策究竟應該怎么制定是個重要的議題。什么是產業政策?就是政府在產業發展中仍然要發揮很多作用，仍然要介入到產業發展過程中。因此，構建產業新體系，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在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具體要做到四點：一要在簡政放權上下功夫，深化市場準入制度改革，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動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后監管轉;二要在促進公平競爭上下功夫，要健全知識產權創造、運用、管理、保護機制，嚴厲懲處市場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依法打擊侵權行為，強化產業政策的競爭激勵功能;三要在創新政府支持方式上下功夫，對處于起步階段的新興產業，要注重整合資源，更好發揮國家產業投資引導基金作用，發揮產業政策導向和促進競爭功能。四要在開放合作上下功夫，要完善對外開放區域布局，發展外向型產業集群，培育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制造基地和經濟區，要進一步提高引資引技引智水平的同時，加快走出去步伐，推動中國裝備走出去和國際產能合作，更好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