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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林毅夫最新演講
來源：未知 日期：2015-11-05 點擊：次
今天晚上非常高興能應人文經濟學會的邀請來做講座，原來以為是在茅于軾老師那做一個小型討論會，沒想到有這么多人參加。從1987年在芝加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到2008年赴世界銀行任職，這二十年多年都在思索一個問題，就是對發展中國家怎么發展經濟的新的總結。
反思發展經濟學：發達國家經驗不可套用
就發展經濟學的實踐而言，從二戰以后到2008年，回首一看，成績是令人失望的，因為在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里只有兩個從低收入經濟體步入到高收入，一個是臺灣，一個是韓國。從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個，其中有8個還是西歐旁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別就不大。也就是說，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里面成功的非常少，絕大多數掉入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么二戰以后將近70年的時間真正成功的國家、經濟體那么少？中國有一句話我很贊成“思路決定出路”。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但是在思想理念上面還是完全繼承了西方這套主流的思想。這些理論即使在發達國家是適用的，拿到發展中國家來也難免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從自身在世界銀行的經歷而言，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理論做成功的，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它們推行的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反而是錯誤的。雖然這并不是說故意違背西方理論的政策一定會成功，但我們應該反思，應該重構新的理論，這個新的理論應該來自于發展中國家成功跟失敗經驗的總結，希望從我們自己發展轉型的經驗當中提出不同于現在主流的理論，希望這套理論有比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學習亞當斯密
在提倡新結構經濟學時常說要回歸到亞當斯密，這個回歸指的是回歸到亞當斯密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國富論》里面的結論。我們學亞當斯密最重要的是學他的方法，觀察社會現象的方法，抓住社會現象的本質，了解背后的決定因素，提出你對這個現象因果關系的解釋，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后，現代經濟學變成了社會科學里的獨立學科，以后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都是大師們以亞當斯密的方法研究他們那個時代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
收入不斷增加是一個現代現象，18世紀之前基本是停滯的，18世紀突然增長，原因是工業革命。發展制造業以后，我們發現一個很大的不同：生產不是為了自己的消費，大部分要賣給市場。賣給市場的話，要生產非常多，所以市場交易范圍越來越大，生產者要和越來越多的不認識的人交易。這種情況下就要寫合同，合同就要有合同的程序，所以必須有法律的安排；交通等基礎設施越來越重要，它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生產化投資越來越多，風險越來越大，必須有能夠動員資金分散風險的金融安排。所以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包括技術、包括基礎設施、包括制度安排。有的直接提高勞動生產率，有的降低交易費用。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是產業和技術結構內生于經濟體的稟賦和其結構，而這種稟賦和結構在某一時間點里是給定的，隨時間也會變化。許多發展政策，如結構主義與華盛頓共識，都因忽視了經濟體的稟賦和結構而失敗。一個國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結構未能有動態的變遷，遵循一國每一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發展產業是升級該國的要素稟賦結構，進而和產業結構，促進收入增長，消除貧困的最好辦法。因此，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是促進發展的根本保障。
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政策：因勢利導，發揮比較優勢
在整個學界，產業政策是一個禁區，是被批判的。但產業政策仍然是必要的，政府的支持對加快市場經濟的技術研發、產業升級、經濟多元化都很重要，因為需要有人來補償外部性、解決企業間的協調問題。產業政策并非可用，而是應該因勢利導、發揮比較優勢，進行戰略性使用。
談到一些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政府都采用了某種形式的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但大多數都失敗了。原因在于這些政府的產業政策支持了違背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在發展中國家一般是為了趕超而去支持過度先進的產業，發達國家則是為了就業而去支持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
五個不同階段下該執行何種產業政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追趕階段的產業政策往往容易失敗。成功的追趕國家的產業政策，基本都以其他要素稟賦結構類似、人均收入稍高國家的產業為學習樣板。追趕型產業政策失敗，通常因為該國試圖以人均收入5倍或更高的國家的產業為學習樣板。
新的理論見解與研究發展方向：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座金礦
關于新結構經濟學對一些常見經濟學理論的新見解，要素稟賦這個思想可以對現代主流經濟學基本各個領域都進行反思，比如，最佳的金融結構可以依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同，因為各國最佳產業結構、企業規模、資本需求、風險來源不同；和最佳金融結構的論述類似，人力資本的需求也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經濟開發開放是遵循比較優勢理論發展的前提，但處于轉型階段、由進口替代往比較優勢轉型時，有必要采用某些對舊核心產業的保護政策。除此之外，對國際資本流動、財政政策、流動性陷阱、劉易斯拐點等領域的主流理論，新結構經濟學也有獨特的見解與反思。
剛才講的都是概念和推論，新結構經濟學要想真正變成第三波發展經濟學的思潮，必須要有嚴格的數學模型推論，必須要有經驗的檢驗，希望在場的學者都能參與進來，把前面談的很多理論模型化，用國內國際的經驗、歷史的數據來檢驗。
今天晚上所講的想法是拋磚引玉，最重要的目的是改變我們的參照系，不再總是以發達國家為標桿。從二戰結束到現在，發展中國家向高收入經濟體邁進的努力已經歷經了三代人，在世界上鮮有成功案例。如果中國的努力能夠成功，那將是一番非常偉大的事業。思路決定出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失敗是發展思路的問題，新結構經濟學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和幫助。只要政府有正確的產業政策，在市場經濟體系中扶持私營領域遵循本國的比較優勢發展，利用后發優勢，每個發展中國家都有潛力高速增長數十年，在一兩代人的時間里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收入國家。這樣的理論不會像過去每次喊起來好像很有說服力，做下來都是很糟糕的結果。希望這樣的理論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問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什么，去幫助國家真正實現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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